公元1859年九月，曾国藩在江西抚州，此时的老曾49岁，已经对人生看得很通透，看得冷淡,因此这一年在给儿子曾纪鸿的家书中，就写到：“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你们以为朝廷给的“大官”很有意思吗，我就不稀罕，我也希望我的子孙不稀罕。

老曾此时对于子孙人生的预期，全不在于“功名富贵”，而在于“读书明理”。功名富贵只是人生的物质表象，读书明理才是人生的灵魂核心。

中国士人有个传统，追求的不是人生成败，而是人生的境界。生意可以败，事业可以败，人生境界却不可以败。什么是理想的人生境界？就是读书明理，就是做君子，就是做圣贤。

而实现这个目标要从哪里出发呢？是从读书明理出发。所谓读书，一则是保持学习型的人格，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品行和技能，二则是作为人生最大的娱乐，不断地熏陶自己淡泊清廉的情操和胸怀。读书，是中国传统士人终生不放弃的事业和娱乐。

所谓明理，就是明君子之理，圣贤之理。到了君子和圣贤的层次，就不再以穷与富作为人生的区别。无论穷富，反正我保持君子圣贤的常态，这就是“可以处乐，可以处约”，约者，困窘也。

老曾在他的书信里还透露出一个乐观的信息：铸造君子圣贤式的人格是可以确定的，是具备可行性的，一切操之在我。而功名富贵则未必操之在我，有自我努力，即“人力”，有周边环境和人事因素，即“天事”。

发达与发财，很多时候要看老天爷的脸色，这个老天爷的脸色，其实是各种各样的周边因素，唯有铸造完美的人格，则老天爷帮不帮忙无所谓。

曾国藩对儿子的人生预期主要设定在人格实现方面，而不是物质实现方面。如果过多地停留在物质实现方面，例如考名校，获取高薪和高位，将物质实现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就容易造成人生的挫败感，如果没有君子圣贤的境界作为参照，那么，物质实现上的挫败感就永远都走不出来。对孩子做物质实现上的期待，其实是做不恰当的期待。

老曾不要求儿子有多大功名，而他儿子的功名有多大呢？他的儿子曾纪泽是中国近代最伟大的外交家之一，从沙俄手里争回了伊犁。这样大的功名，这种对中华民族物质利益的巨大实现，靠的是那种君子圣贤的人生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