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自己说，他们是外来的农民，是没有珠海户口的珠海人。
珠海南洋埔村，这是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村落。但当输入另一个名字“南洋坡”，电子地图才会弹出来。若不是这场十年一遇的洪水，这条村落也许继续和它的名字一样，平凡得让人忽略。
它仅有的地标，是在梅界路和梅溪路的交汇口，往南约一百米处竖立着一个小小的指示牌。
和其他的城中村一样，这里汇聚了来自大半个中国十几个省份的人，天南海北的乡音和生活习惯交融，在都市一隅演绎着独特的小蓝调。
但与一般的城中村不同，这条村子里无论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几乎都没有珠海户口。所谓“本地人”，指的是120多从阳江到珠海来的代耕农以及其后代，其中只有13人通过购房等其他途径获得珠海户口，而其他人则自认为是“没有珠海户口的珠海人”；村中租住的其余2000多人，则与一般的城中村外来人口没有太大的不同。
现实却总在不经意间刺痛他们的神经：家境再困难，因为户籍原因也无法申请低保；适龄入学的孩子，眼巴巴地羡慕享受12年义务教育的珠海籍学生；当然，还有诸多如此类的藩篱，村民们聚在一起发完种种牢骚后又兀自去找折衷的办法，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身份的认同感在他们的生活中若隐若现。
5月22日凌晨的一场暴雨，让南洋埔村成为政府和媒体眼中的热词——— 转移1200余名村民，低洼处水浸达3米，出租屋一楼全部淹没。肆虐的暴雨裹挟走他们的财物细软，损坏了地面墙壁，连同雨打风吹去的，还有朦胧的“珠海梦”。
阳江人代耕珠海三姓人家一条村
“南洋埔”村史很短，短得就如改革开放后珠三角城镇化的三十年当代史。
27岁姑娘许丽华中专毕业后回到珠海工作，和父母亲戚们一起住在村里。每每当别人问起她哪里人，她略微迟疑后作答，“没有珠海户口的珠海人”。她从出生到现在，人生轨迹始终和珠海交叉，她熟悉珠海的大街小巷一草一木，反而老家在她眼里是陌生的字眼。除了清明节偶尔随长辈回去拜山外，她几乎忘记自己因为没有户口无法在珠海参考回乡度过的两年校园生活。
许丽华的生活轨迹，正是南洋埔从代耕农聚居地变成“城中村”发展轨迹的一个侧面。
1982年春，阳春人方良承和亲戚到珠海前山公社南溪大队第三生产队尝试代耕。10户人和当地签了土地承包合同，并带着妻儿在此安家。初来之时，在南洋埔耕地、养猪喂牛，每年给当地上缴公粮。10户人均来自阳春和恩平，且他们全部是亲戚。
“南洋埔”三大姓，方姓、冼姓和许姓。如今，61岁的冼业光和40多岁的许耀生是村中的两位村长，冼业光的妻子方贵芳是方良承的侄女，而方贵芳又是许耀生的姨妈。10户人家于1984年在村里建起了第一批房子，并有政府批的土地许可证，这些房子有了身份证。
30年来，当年的10户家庭随着子女长大成家，已经分成了34户，人口翻了3倍。原来的房子不够住，几家人在空地上陆续自己建起了房屋，一栋，两栋，似雨后竹笋一样挨个冒出来，平地上“长”出的房子越来越多。本来稀稀拉拉的人家，渐渐聚成了一条村。
据知情人介绍，90年代初珠海市政府曾清退代耕农，农田被夷为平地，但因历史原因南洋埔村并未进行开发。没有土地耕种的代耕农有的年岁已高，打工找不到事情做，回老家那里已是一片陌生的故土，大多靠建房后出租房屋作为经济来源。违规建房的，村民将100平米隔成7、8间十平米的小屋租出去，一间租金130元至200元。有土地使用证的，在楼上或隔壁加建百余平米，也用于收租。
不和外面花红柳绿的都市相比，村里的日子还算安逸。除了食物和基本日用品开销外，几乎不用花钱。外来工的涌入给他们带来了新鲜感，也给村里带来不少商机。超市、废品收购站、麻将馆接连着涌现，像许耀生一样的代耕农还在自家也添置了麻将机，无聊的时候和亲戚一起消遣。
